I want my ash become a diamond, but I am still more fascinated by the idea of ash hour glass

在港「播種」 15星期收成
2009年5月14日

【明報專訊】「鑽石恒久遠，一顆永留存」，原來骨灰亦可化作不朽美鑽，永遠保留。本屆亞洲殯儀博覽，有公司引入骨灰變鑽石服務，孝子賢孫只需等待15星期，骨灰即可「種出」鑽石，紀念先人。

「骨灰變寶石」驟聽似是天方夜譚，其實這是礦物質提取與結晶工序——實驗室採用酸質及多重蒸發技術，抽取骨灰中的高純度碳質，繼而以金屬片作為鑽石「種子」，以高溫高壓的結晶過程，把碳質轉化成原型鑽石，其原理與鑽石在火山區附近積聚成形相同。原型鑽石經過切割及打磨，取出「種子」，到了此刻，先人的骨灰就成為鑽石。

引進技術的瑞士公司Algordanza的香港及中國區經理方時覺解釋，種植鑽石的技術早於 1960年代面世，但遲至2005年才用於商業。他表示，骨灰的化學成分與比例因人而異，鑽石顏色卻獨一無二，瑞士總公司分析後，會編列序號，確保不會「撈亂骨灰」。他說，500克骨灰可造成最多4顆介乎0.25卡至1卡大小的鑽石，大小可視乎客人要求。收費方面，每顆0.25卡的骨灰鑽石約3萬元，製造時間需12至15星期，最大的1卡鑽石每顆15萬元，煉鑽期長達45至52星期。

他表示，每顆骨灰鑽皆有美國寶石學院(GIA)證書，淨度(clarity)皆達第三級，即只含極微量雜質。

方時覺稱，生意額持續每年上升逾半，其中三成客戶來自德國，四分之一的生意來自日本。公司是認為技術成熟，遂進軍東南亞，有些國家如中國和馬來西亞，政府積極收地，土葬遺體都要起出，骨灰鑽正好提供另一方法供人們處理骨灰，一些地方的殯儀業界亦表示骨灰鑽技術能配合業界的發展。方時覺估計，現時的技術足夠應付香港及中國的需求，估計首年有約15宗訂單。

骨灰鑽採用革新方法而新，而殯儀用品亦見進化，數家參展商以紙製環保棺材作賣點，聯興棺木公司總經理陳懿德表示，紙棺承重量達180公斤，外觀與鐵棺或木棺無異，正逐漸普及。她指出，兩年前，紙棺材在市場上乏人知曉，現時全港所有火葬儀式之中，已有一成使用紙棺，而環保團體和年輕人對此更是大表支持。陳懿德認為，紙棺加快火葬時間，可助解決火化爐輪候過久的情 ，「現時輪候爐位需要兩星期；而火化紙棺較火化木棺快約1.5小時。」

This is really the core value of Hong Kong, not the commonly demonized Central value nor the so called local value of the minority.

鄧永成、陳劍青、王潔萍、郭仲元、文沛兒 香港批判地理學會會員
明報 2007年8月18日

在這個善忘的世代，很多人可能不會相信城市的歷史竟有天大的能力左右大局。近期天星、皇后碼頭事件對「歷史」的關懷固然是一種體現，但我們似乎並未有過另一種對歷史的理解。或者，歷史不僅是從現今對歷史價值的尊重及賦予，歷史空間亦可能是在發展過程中，早已建構的、深層而集體的城市價值，是港人日常生活行為的預設。

回歸十年，不少港人開始尋溯自身價值。從歷史地理的角度來看，一種價值（value） 不會隨時隨地從石頭爆破出來，它必須由特有的時空（time-space）建構而成。故此，地理、或空間（space）是探究任何價值的關鍵詞。可是，過去有不少政客及學者，在未理清「價值」背後的來龍去脈之際，就把一些顯性、容易引起共鳴的「空間辭彙」順手沾來，「抽空」大談香港的核心價值，歷史地理的維度乏人問津。記得以沙田為首的第一代新市鎮嗎﹖從歷史地理的角度看，我們懷疑，它就是生產今天部分香港人想像與價值的底蘊。經歷三十年來新市鎮的萌芽與發展，沙田價值比所謂「中環價值」更能貼切地解釋香港人的行為。

「地理」的缺席

作為香港核心價值討論的頭炮，「中環價值」背後的空間觀好比上世紀初芝加哥社會學派Burgess所提出的模型一樣生硬，認為城市景觀受中心地帶倒模式擴展影響，想像香港正把中環複製到旺角朗豪坊、觀塘apm與荃灣如心廣場等。其生硬在於討論過程中並無考量地方的特殊歷史環境，有硬套之嫌。雖然陳景輝在《明報》論壇亦嘗試把中環價值「歷史空間化」，闡述十九世紀華人社區如何在中環經歷殖民式遷徙，藉以帶出政府現今的處事模式與殖民者無異。可是，那亦非由中環地理建構的價值，而僅是曾經在中環發生的殖民意識，與今時今日這種價值在時空的產生未必談得上關係。

今天我們提出「沙田價值」——一種在沙田新市鎮最完美地組成及體現的中產文化及核心價值──更能解釋香港社會的現實情：它強調秩序、系統化、功能化、專業形象。我們將展現這主宰香港的中產價值如何透過空間與時間編織而成。

沙田的誕生

沙田，除了是一個新城鎮外，其實也是香港城市發展中一個階段的指標。

二戰以後，港英政府的焦點在於怎樣延續在香港的統治。當時，香港受人口急遽增加困擾，於是政府大量建造了徙置區和廉租屋，並開發官塘和荃灣等工業城鎮，藉以吸納和消滅被視為社會動亂源頭的寮屋人口，利用統一的空間設計去規訓和控制居民生活。可惜，政策成效不彰，過於密集的徙置空間和相同的人口背景反而方便了受剝削的市民連繫、集結進行反政府活動，促成當時大大小小的社會騷亂和暴動。

一九七二年，港督麥理浩上任。鑑於以往管治的失敗，他改良了控制人群的硬件構造手法，宣布十年公屋計劃和新市鎮計劃，為香港注入新的空間秩序，並建立香港的「新一代人類」。政府不再只興建新樓房，更要建立一個所謂自給自足、完備的社區，而這就是沙田。沙田的新市鎮藍圖早在五六十年代中出現，但是要等到麥理浩意識到有具體需要才迅速落實。

城市發展中誕生的沙田價值

沙田的社區空間與殖民者的策略環環相扣。照Roger Bristow（一九八九）所言，沙田新市鎮整體的空間設計可算是殖民新市鎮的典型，它既有盛載高密度人口的規模，又能發展成相對均衡和「自給自足」的市鎮。沙田以「完全規劃」計算出土地用途分隔區（zoning），清楚劃分公共和私有空間的界線，定義「新人類」的生活模式、內容及功能。在沙田，一切都井然有序：筆直的城門河道，寬闊整齊的街道、合理的空間分佈、地積比例及方便又充足的生活文娛設施等，不同的活動都有相對應的空間配合。購物消費的可到新城市廣場；進行文化活動的可到圖書館或大會堂；運動休憩的可往城門河畔、公園或體育館……除此之外，土地的使用就是道路、住宅、學校和工廠大廈。這裏沒有一寸多餘的土地，也沒有一個混雜的地方。分層式的空間結構進而使分隔區的正常及有效率地運作及互相連接。隨覑沙田一步一步地變成一個完美的系統，程序化、功能化和自豪化變成當中的核心價值。

麥理浩的「新人類」計劃並不限於新市鎮的興建，那是全方位的人類改造計劃，配合教育、社會福利、文娛康樂、青少年政策等政策，最後成功地把新的秩序注入「新人類」的心裏。作為一個沙田人，馬傑偉在《中產沙田甘於平凡》一文中，描述他對沙田的感受：沙田的生活是「平平無奇」、「毫無遐想」的，那裏「從來不會有洶湧的波濤，沒有驚險的崖岸，連錯落的石灘也沒有」。但沙田人卻喜歡這種乾淨整齊的生活，且深深地感受到政府在規劃上精密計算的好處和偉大。這也使沙田人偏好專業形象，相信行政方式可以解決問題。有別於徙置區內一條街、一條村互相聯繫、關照的生活方式，沙田人在那細小、獨立的住宅單位內「埋頭苦幹、默默耕耘，各自經營自己那個小康家庭」，個人利益漸漸取代集體利益。沙田人開始相信靠覑自身的努力及能力能夠爬上高位。從公屋到居屋，最後入住私人樓宇，擁有物業成為人生的追求，私有產權的概念也在這時開始萌芽。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沙田人對自己的社區愈來愈滿足。他們通過一整代人的努力，從「草根」成為「專業」、「中產」，同時也把沙田建造成自己的樂土。沙田作為空間試驗場域，成功改變了一代難民的身分，以空間建構這一代人的身分認同，甚至乎改變他們對城市空間以及自己空間的看法——從前他們對老家廣東和共產黨或多或少有份忠心或眷戀，不然也未必能接受香港。今後，他們將以港為家。加上港英政府鼓勵「社區參與」，以達到如Michel Foucault所言的「行為的管理」（conduct of conduct，即自我的管治），使人們脫離他們的傳統和歷史，新一代甚至會以香港政府為他們的政府，共同建立一個他們有歸屬感、公民自豪感和希望生活的香港，亦為整個殖民管治帶來繁榮和穩定。

沙田價值中誕生的城市發展

沙田的成功變成了模範並且開枝散葉，大埔、粉嶺、上水、屯門、元朗等新市鎮相繼落成。八十年代是香港新市鎮發展最快速的年代，大批人口紛紛從擠迫凌亂的市區搬往新界居住。同時，八九十年代也是香港經濟發展最快速的年代，歌舞昇平更加肯定了新市鎮的成功。殖民政府的「新人類」計劃成功地改造了一批又一批的香港市民。今天，香港已經回歸，殖民地政府已成過去。但是，自七十年代從新市鎮中成長的「新人類」也成為了社會各行各業的專業化人士和管理階層，可說是香港的中流柢柱。城市發展製造了「沙田價值」，影響了一代香港人。十年河東、十年河西，今天他們主宰了香港的城市發展，並且在社會各階層裏不斷投射他們由衷相信的「沙田價值」。

價值的後遺

香港人往往稱沙田為香港歷史上最成功的規劃，沙田人以作為「沙田友」自豪。在這種「成功」與「自豪」背後，市民滿以為自己在階級間成功地向上流動，而事實上，那根本就是殖民政府「成功」地利用空間去消滅並重構整個集體的過程。

恰如上文爭議，我們所遭遇的不單是殖民者以空間的策劃改變回歸的歷史，而且今日剛萌芽的新生代更試圖改變我們的城市空間。他們的「沙田價值」在今天無限擴張。誠如文思慧以灣仔重建項目為例子，指出現在香港的精英正如何以專業主義轉移社會的視線，以技術問題覆蓋政治利益。他們一方面佔領道德高地，高呼「公義」和「社會責任」為民眾請命，以此凝聚低下階層的力量；另一方面又以智囊、公會的形式參與統治者的事務，並從中謀求個人的利益。這種亦離亦合的生存方式游刃性極高，並且同時獲得下層和上層的認同，比「中環價值」更能主宰香港的命脈。可是，它更形成另一種霸權，使各種城市議題更形複雜，令真正受影響的低下階層的聲音更加渺小，而其餘深水、天水圍等價值，在媒體的論述中亦成為被扭曲的一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