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陣子看香港新聞﹐的士司機在搞什麼慢駛遊行﹐抗議白牌客貨車在機場接客。矛頭所指接送乘客往返機場的客貨車﹐在年前我回香港時也有坐過。在先一天打電話預約﹐到時候準時出現在家門前﹐車廂寬敞乾淨但算不上舒適﹐我全家人和女朋友加四件行李也裝得下。駕車的青年服務態度不錯﹐幫手搬行李沒有亂扔還小心地扣好縛在車上﹐臨走還給我們卡片著下次再光顧。最重要的是價錢公道﹐一家人去與坐機鐵相差無幾﹐比起坐的士至少平一半﹐還要前提是一架的士坐得下。怪不得機場的士的生意給搶去了一大半。

今時今日駕的士搵食難撈﹐有些司機要日夜開兩更﹐才夠錢養妻活兒。這些客貨車載客屬於是法律的灰色地帶﹐的士司機見生意被搶自然不服氣。依法抗爭保護財路也是無可厚非。可是用這樣手法保護機場這個肥豬肉地盤﹐也是只治標不治本﹐長遠下去解決不了的士這行業結構性的問題。的士業內人士大多傾向要求政府插手﹐增加壟斷性質的特權以增加利潤。以經濟論理分析是短視的做法﹐亦與香港祟尚自由經濟的核心價值相違。任何違背無形之手的規條﹐最終必定不敵市場力量而慘淡收場。供求定律是放諸四海皆準的真理﹐市民無一不想以較便宜的車資搭車。若以硬性管制手段的限制乘車的供應﹐價格就會高於平衡點之上﹐因而產生極大價格下調的壓力。市場的自我調節機制﹐自然會產生各種合法﹐半合法﹐不合法的途徑去繞過管制。客貨車接客只是其中一環。

說回話來﹐我也很同情各位的士大佬的生活苦況﹐我也有親戚是開的士的。讓我從另外一個角度出發﹐提出一個徹底解決的士業困局的方案。一個的士司機的收入﹐在車資中扣除汽油車租後﹐實在少得可憐。汽油價格是外圍因素﹐政府除了在汽油稅上作出寬減外﹐可以做的不多。車租其實有兩個部份﹐汽車運作要維收保養﹐這些錢安全第一不可以慳。另一部份是的士牌的牌費﹐在香港一個的士牌貴過一層樓﹐最高紀錄是三百萬成交價﹐佔的士司機租車開資的大部份。牌費直達天價的直接原因﹐是因為政府限制發牌數目﹐以至很多人把的士牌當成投資炒賣﹐以至車租一直高企不下。

我提議政府完全取消的士牌的上限﹐司機只要的士考試合乎資格﹐所駕馽的車輛只要安全和外觀上合格就可以開的士。雖然會引入競爭減少車資收入﹐但的士司機在車租上的負擔也相對減輕。經過一段調整期的時間後﹐的士司機的收入就會達至平衡點﹐嫌人工少的人會自動離場﹐留下來的人所得就是市場的合理價格﹐像其他由發牌監管資格的行業一樣﹐由低至電器技工水喉匠開鎖佬﹐到高至醫生律師會計師沒有分別。這個措施對辛勤工作的士司機影響不大﹐有沒有的士牌他們還是照樣開工﹐對乘客方便簡直是德政﹐以公平競爭來降減價格。當價格回復合理水平﹐白牌車的問題也因沒利可途而迎刃而解。對這個建議唯一反對的聲音﹐就是來自的士牌的擁有者﹐屯積的士牌現在見財發水一殼眼淚。當然政府有義務購回的士牌﹐就用當年買出來的價錢購回好了﹐那政府一個錢也沒有多收﹐這些年來就當是持牌人免費借用的士牌﹐他們也沒有道理去反對吧。至於那些不是一手的持牌人﹐以高價從炒家買的士牌回來﹐他們投資的損失政府是不用負責。他們把的士牌視為投資生財工具﹐就應該清楚明白的士牌價格有升有跌﹐任何投資就一定有風險﹐政府沒有道理保證他們一定賺梗。

在去年香港立法局選舉前﹐身為民主黨的候選人何偉途﹐在大陸以嫖妓罪名給公安拉了送去勞教。他在那麼敏感的時間出事﹐而公安對他作出比一般嫖客重很多的刑罰﹐不是只罰款告誡了事就遺送回港﹐很難不相信中共政府沒有背後插手香港政治﹐以打擊民主派在立法會的地位。初時在沒有資料也沒有的情況﹐民主黨差不多賠上了黨的聲名為他護駕。後來隨著大陸方便公開他的赤祼照片﹐以及他招供嫖妓的悔改書﹐香港大眾也意識到他本人也不是絕對的清白﹐事件也就暫時告一段落。

現他在刑滿出獄回港﹐為了還自己一個清白﹐召開記者招侍會交侍事情經過。他說的版本很自然和公安說的有很大出入﹐事件亦出現羅生門的情況。他解釋為不去區議員職務的理由也算合理﹐公眾是不應該干涉議員的私人生活。他投訴在拘留期間受到不人道對侍﹐想也合乎大陸的實際國情﹐畢竟大陸的監獄不可能和香港的質素相比﹐他有命出來已算是不幸中的大幸。而大眾看見他在獄中淒慘的景況﹐少不免也會給人一兩分同情。他反駁公安砌他生豬肉﹐屈打成招要他寫悔改書﹐招認自己犯了嫖妓的罪名﹐本來市民也有幾分相信﹐尤其是套用在陰謀論之上。可是他在反駁的同時﹐在最重要的環節上卻令人生疑﹐沒辨法解釋夜半時分一名女子在他房間的事實。他不單止沒有呈清公眾最關心的問題﹐就是他到底有沒有嫖妓﹐反而含糊其詞說只是在房中和該女子聊天﹐這就連他僅有的信用也完全輸掉。

其實他可以選擇認有偷情但沒有嫖妓﹐這應該是對他最有利的做法。現在他死口什麼也不認不說﹐還強詞奪理地說一些連三歲小孩也不會信的理由。說夜半三時有女人在房間﹐男女雙方大家光脫脫﹐說沒有事發生也沒有人信吧。認了偷情只是在私人生活上犯小過錯﹐公開做場戲求老婆原諒﹐說不定人氣還會不跌返升。廣大市民早也習慣了公眾人物有婚外情﹐基本上對他的政治生涯沒有任何負面影響﹐還可以倒轉頭說公案故意迫害﹐把合法的偷情硬生生說成了非法的嫖妓。在下一屈立法會選舉中﹐沒有人會記得他私生活的不檢點﹐只會記得他是政治迫害的受害者。

但現在市民關心的不再是他的私人生活﹐而是他到底有沒有個人誠信﹐究竟適不適合去當議員。下一屈選舉中相信不會有很多人投票給他﹐無論他的工作成績如何好﹐畢竟政治客始終要給選民留下一個良好印象。他不懂利用這個機會作最後翻生﹐他的政治生涯應該完蛋了。這個故事教訓我們﹐有錯不要死撐不要怕認﹐只要承認錯誤得有技巧﹐避重就輕地把事情描述成對你有利的方向﹐危險也是可以化為機會的。

在香港最新推出的教改政策中﹐加入了中中轉英中的上落車機制﹐ 又再次教育界中引起母語教學的爭論。在殖民地時代香港的官方語言的英語﹐除了持堅中文教學的左派學校外﹐大部份中學也是採用英語教學﹐以適應當時的社會環境。在九七回歸後不知道是民族主義作崇﹐還是基於有科學根據的教育方法研究﹐香港政府在教學語文政策作出重大改變﹐把以住由中學自主決定教學語言的政策﹐改變為除了小部份精英學校外﹐其他一般中學一慨要用中文授課﹐而獲準以英語授課的學校﹐則必需在課堂上採用全英語﹐不可以像以住那樣中英文混雜。

這政策引起了全港家長的強烈反對﹐中中學生被標籤為次一等而飽受歧視。而誤信教署官員游說母語教學的好處﹐自願選擇由英中轉中中的學校情況更慘﹐在中一收生時好學生避之則吉﹐原本是band 1成績優異的區內名校﹐在兩三年間淪落為專收band 5蘿底橙的學校。為了改變這個不公平的情況﹐讓不幸成為中中的學校有機會翻身﹐政府推出一系列母語教學的新政策。但是這些把學校篩選的政策只是治標不治本﹐因為坐在辦公室中的官員﹐以及注著語文純正的教育學者都忽略了一個根本的問題﹐就是香港人的母語﹐既不是純中文亦不是純英文﹐而是一套中英混集活生生的獨特語言。在香港的知識份子和普遍受過高等教育的那一群﹐沒有多少人在日常生活中﹐是完全的只運用單一的語言﹐大部份也是因應情況而使用中文或英文的詞語。為什麼教署不可以面對這個事實﹐讓每一個中學因應學生的程度﹐彈性的使用不同組合的中文和英文去授課呢﹖

我自己讀是讀理科出身的﹐在文科中用純母語教學成效如何我不敢說﹐但憑自己和同學之間的經驗﹐英文是學習理科最合適的語言。不單只理科中很多慨念很難用中文去表達﹐而將來在學生在升大學亦較易銜接。理科中所應用的英文是很淺易的﹐而答案也主要是以計數為主﹐所以只要學生看懂題目的英文就沒有什麼問題。至於在授課方便﹐用全英文可能對某些學生有一定的困難﹐那可以用英文詞彙為主附中文講解﹐這就可以兼收中英教學兩家之長。有的教育學者或會反對這教學方法﹐認為中英混雜使用會教壞學生。但是他們忘記了在學術科目中﹐學生要學習的是各科專門的知識﹐而不是如何正確的運用語文。混合語言教學的學生在語文科是需要加強培訓﹐正如英文中學的中文科﹐或中文中學的英文科一樣。希望政府可以細心聽取家長學生的意見﹐不再一意孤行以所有學子的幸福為賭注﹐取消成效起疑的強制性語文政策。

香港政府最近推出一輯新的廣告﹐其主題為“求學不是求分數”。這個口號的出發點是良好的﹐因為香港很多的學生返學只是為了應付考試﹐把全副精神放在公開考試中﹐為取得優異的成績而忽略了在課本以外的學習。不單只學生的學習態度如些﹐連學校老師家長也是只著眼分數的數目字之上。當然學習是應該以追尋知識為主﹐而不是為達到社會或家人的期望。

可是這句口號漠視了現實情況﹐在香港的金字塔式教育制度下﹐沒有好的分數就沒有辨法上大學。我們應該反問創作這句口號的教育官員﹐在香港專上學位嚴重不足的情況下﹐不用分數又如何有效分配僅有的教育資源呢﹖

求學不是求分數﹐只是那少數在考試中獲得非常高分﹐不論申請那所學校也會成功的天材學生才有資格說的話。至於那些為了升班為了入想讀的科目﹐資質平庸的大部份普通學生﹐一分半分就可能改變一生的命運﹐求學不求分數還可以求什麼呢﹖

與其在口號中把求分數描繪成負面的訊息﹐我認為不如清楚厘定為什麼要求分數來得更有意義。新的口號是“求分數就是為了繼續求學”。至於探討求學本身的意義﹐則不屬於政府的責任了。

今天晚上去了聽李柱鉐的晚餐演講會﹐題目是有關香港民主的前路。我不是一個特別關心香港政治的人﹐只是剛好演講會的負責人是喇沙師兄﹐他在舊生會通訊中發佈了演講的資料﹐我在好奇心的驅使下便去看一看。出席晚餐的不單只有講者李柱鉐﹐還有很多加拿大的政要名人﹐有聯邦部長﹐國會議員和卑詩省議員﹐ 以及溫哥華本地華人社區的傳媒和社團領袖。在近距接觸在新聞中常見到的名字﹐倒是一個很特別和有趣的經驗。

今晚的菜式很豐富美味﹐用料雖然不是十分名貴﹐但可以看出廚房十分用心炮製。猜想是城中名人難得聚在一起﹐酒樓自不免會打醒十二分精神﹐做好口碑不要自壞招牌﹐三十元的票價絕對是物超所值。很多的賓客也是中年以上的人﹐還有一些帶同小孩子全家出席﹐大慨我這樣單獨前來的年輕人少之又少。不知承蒙師兄關照還是純萃好運氣﹐我被編了坐在二號桌﹐在政要名人坐的一號桌隔鄰﹐距離講台也十分近。同桌的還有溫哥華支聯會的前主席﹐李柱鉐過來和他打招呼時﹐我還有機會和李柱鉐握手哦。

李柱鉐的演講在用餐後開始﹐他的確是位很有魅力政治明星。他的演講沒有悶場﹐其中在適當的地方還能引人發笑。他從去年第廿三條立法開始說起﹐講述兩年七一遊行的盛狀﹐當年起草基本法的原意和人大釋法﹐一直說到剛剛舉行立法會選舉﹐以及爭取零七零八雙普選。其實演講內的觀點我在報章雜誌上也看過了﹐但親耳聽到由當事人口中說出來的感覺是完全不同。我體會到有切身關係的真實感﹐而不只是發生於某年某日的一些事情。

他就香港的民主前途發表了一些的意見﹐也回答在場聽眾的問題。雖然中央近幾年對香港管制收緊了﹐但情況也不是如想像中那像的壞。一國兩制在某程度上是成功的﹐香港的法律精神和一般市民的自由﹐還是受到很好的保障﹐不比港英政府統治時為差。市民普遍支持民主選舉制度﹐工商界的自由黨和親共的民建聯﹐在今次直選中嘗到了甜頭﹐也對直選的態度有明顯的轉變。中央也展開了和民主派的對話﹐只不過還未認清楚是統戰的手段﹐還是有誠意的接納不同意見的聲音。民主黨本身存有一些隱憂﹐在今次選舉中由第一大黨跌為第三大黨﹐而泛民主派的議席則增加了﹐有不少獨立參選人士從民主黨中奪走了選票。李柱鉐認為作為爭取香港民主發展是一件好事﹐余若微﹐大班﹐長毛等是他們的朋友而非敵人。雖然民主黨的確是有不爭氣的地方﹐但他認為政黨政治是大勢所趨﹐若舉行全面直選會對民主黨有利﹐畢竟他們的地區工作比起獨立議員強。

有一個聽眾問他對范徐麗泰的意見﹐李柱鉐始終是有經驗的政治家﹐從他口氣可以聽很出他不屑范婦人的所為﹐但說話上的批評也不失風度。可惜的是他以不平干涉內政為由﹐拒絕回答有關中國大陸政治的提問。身為議員的在公開場合有難言的苦衷﹐我倒想知道他在私底下的想法。

晚餐演講會在十時半左右完結﹐在駕車回家的途中﹐我已在收音機聽到了有關這次演講的新聞﹐溫哥華中文電台的效率真的十分高。我不知這個演講會不會為我帶來什麼改變﹐畢竟我這個年紀的人對政治不感興趣才是正常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