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管局發表早前明愛醫院見死不救事件的報告﹐裁定兩名高層需要為事件責任﹐接受未來十四個月凍薪凍職的處分。網上對這個判決有不少異議﹐認為事件做成人命損失﹐只是凍薪凍職刑罰太輕。他們認為至少也應該要減薪降級﹐有些人甚至認為應該要革職殺一警百。也許人命關天難免群情洶湧﹐也許事發高層的詭辯的確令人髮指。只是因為我們看不過眼﹐便對犯錯的高層處以極刑﹐又是否合乎公義原則呢﹖
殺一警百是嗜血的中國人獨有的觀念﹐這有違西方公義原則中的公平慨念。根據公義原則﹐任何賞罰必需要有規則可尋。這個規則必需要事前公開﹐不能事後因應民情去追加。若果對賞罰規則作出改動﹐加重某些行為的刑罰﹐也只適用於改動後的犯錯﹐不能追逆至已經犯了的錯誤。最重要是對每一個人也相同處理﹐不能因為是第一宗案件便罰重些﹐又或者只高調針對某些犯事者﹐必需要給所有犯事的人相同懲罰。今次事件很不幸有病人失救﹐但是根據醫管局的內部指引規條﹐又可以用什麼條例去重罰高層呢﹖
嚴格來說高層並沒有見死不救﹐犯下見死不救大錯是那個不知變通的前線員工。誠如醫管局報告所言﹐高層犯的錯誤是處理緊急事件的表現及管理手法有問題。說白了便是他們久缺傳媒公關常識﹐堅稱醫院按指引辨事沒有錯誤﹐出事後胡亂說話才會引起公憤。其實高層當日只要把矛頭指向指引﹐承諾會檢討和改善指引彊化的問題﹐便可以避過這一場公關災難。把犯錯的責任全推在指引身上﹐把所有曾經參與指引的人拖下水﹐於是所有人也有份犯錯。不過人人犯錯等於沒有一個人犯錯﹐於是沒有一個人要負上責任﹐把問題歸咎制度是最好的辨法。改革指引的善後工作﹐其實與醫管局報告的要求差不多。倒不如一開始便自己提出來做了﹐不用現在給醫管局責罰才做。
其實群眾要求重罰﹐恐怕最後會弄巧反拙。若果動不動犯錯便要革職﹐醫院員工為求自保﹐只會少做少錯不做不錯﹐更加抱著指引當護身符。
今天看Soler樂隊與經理人合約官司的新聞﹐才明白我們不應笑後生仔女發明星夢。很多人小時候也會發明星夢﹐幻想將來長大後當歌星影星。可能我比較有自知之明﹐從小到大也沒有發過明星夢﹐一來我不靚仔二來我不懂唱歌﹐當明星大慨這輩子也無望了。反過來我會笑那些發明星夢的人不切實際﹐說做明星不過表面風光﹐除非成功上位當紅透全港的天皇天后﹐當個半紅不黑的明星仔很霉很慘。原來只是吃不到的酸萄萄﹐看了新聞才知明星仔也很能賺錢。
Soler樂隊在香港不算很受觀迎﹐除了出道早期有一兩首歌曲流行過外﹐現在已經消聲匿跡。在一般樂迷心中﹐他們早已是過氣組合﹐可以被歷史遺忘。他們與經理人因合作糾紛單方面解約﹐被經理人公官入稟法院追討提前解約的損失。法庭在今天審結案件﹐判三年經理人合約竟值五百萬之多﹗經理人公司估計三年損失五千萬收入﹐但樂隊在庭上還價也預計收入接近二千萬。新聞中還指出他們演出收費﹐高達每小時二萬元。
雖說Soler是二人組合﹐收入要兩人對分一半。但是工作三年收入千萬﹐簡直比中六合彩還要多錢。他們工作一小時所賺取的錢﹐已經高過一般打工仔一個月的人工了。原來當明星的回報這麼多﹐怪不得這麼多青年發明星夢。不要忘記且他們只是過氣三線歌手﹐可想言知其他更紅的歌手收入如何豐厚了。不過我們反過來應該問問自己﹐連當對社會毫無供獻的三線歌星的收入﹐也比醫生老師高出一大截的時候﹐這還是一個運作有效率的正常社會嗎﹖
這幾天香港立法局好不熱鬧﹐因為家庭暴力條例的修訂案中﹐讓立法局議員兩面受敵﹐給同志陣營與保守宗教團體兩面夾攻﹐正是左右做人難。條例本身的內容倒沒有大爭議﹐各方面大至也同意擴大條例的保護笵圍﹐包括同性和異性同居等人。問題卻出在條例的中文譯名上﹐同志陣營堅持要保留家庭二字。宗教團體則認為把同性伴侶納入家庭笵圍中﹐是為同性婚姻合法化開綠燈﹐要求把條例家庭二字改作家居。反而條例英文名字倒沒有問題﹐domestic一字意思明確沒有爭議。
這次爭議核心的問題﹐是家庭的定義是否包括同性伴侶。同志陣營認為﹐二人以長久一起生活為目標﹐有情感或物質上的依懶性﹐就是家庭的定義。可是法律貴乎清析﹐情感關係或生活目標﹐並不是一個客觀條件﹐完全是主觀的個人意見。我們如何在法律上﹐分辨一對同性戀同居者﹐與兩個同住的室友呢﹖若果一方認為他們有感情關係﹐另一方認為他們只是普通關係﹐那條例是否適用於他們身上呢﹖所以我們必需要用一個客觀的標準作為家庭的定義。
在社會學結構論的角度來看﹐家庭是培養下一代的最重要一環。因此家庭定義的客觀標準﹐應該以血緣關係為基礎﹐以及基於血緣關係而衍生的其他關係。兩夫婦原本沒有血緣關係﹐但因為他們生兒育女﹐讓他們二人的血脈相連﹐組成一個家庭。兩婆孫同住也是家庭﹐因為他們有血脈相連﹐透過孫兒的父母把他們連接起來。換一句話說傳宗接代才是家庭的本質﹐若果沒有下一代的血脈的聯繫﹐不管兩個同居的人心理狀況如何﹐他們也只是伴侶關係﹐並不能算是組成一個家庭。我們可以視為異性同居者為婚姻的向前申延﹐他們二人以末來生育為基礎﹐現在已居住在一起的準家庭。
一來同性伴侶會引起家庭歧義的問題﹐二來同性伴侶不能生育﹐永不可能建立血緣關係。很明顯家庭的定義並不包括同性伴侶﹐因此為免條例名稱引起不必要的誤解﹐應該刪除家庭二字。
這本書主要分三個部份﹐第一部份剖析港英殖民政府和特區政府在施政理念上的不同。他批評董建華不重視政治管理知識﹐甚至在可以沒有任何數據理論支持的情況下﹐毅然上馬推行一些急進的政策。到後來更借用民調當手段﹐讓官僚用推切統計數字﹐掩蓋如實反映社會現況的知識。以偽知識來為施政方針背書﹐得出來的成績自然焦頭爛額。他把香港政府施政大向方的問題﹐歸究於來自北京的干預﹐中央錯佔香港形勢﹐進行統戰鬥爭引起民意反彈。第二部份從政府的權力分配和角色平衡﹐指出推行問責制才是施政錯誤的另一個主因。他把原有公務員體系比喻為古代的宰相和文官﹐董建華削布政司權等同癈宰相﹐從上而下瓦解了政府推行政制的能力﹐特首再沒有辨法駕馭各自為政的部門。第三部份說些舊聞逸事﹐從側面的角度評價董建華﹐讚賞英國人留下太平紳士制度的可貴﹐最後為自己丟了顧問一職平反。他對董生的評價大慨與坊間公論差不多﹐有小材無大能的老好人﹐只是說得比較厚道點。
在董建華下台後的今天﹐練乙錚書中所說提出的結論﹐已經差不多成為香港人的常識。但在今天重看這書﹐依然可以欣賞練乙錚推論的文筆﹐以史為骨引經據典為肉﹐如何寫出叫讓人信服的政治評論。不過看完這本書後﹐我心裏倒有個問號。怎麼練乙錚在中策組那幾年的日子裏﹐好像沒有做過什麼事情。不是大材小用寫講稿﹐便是被投閒置散。偶然他寫些建議給董建華﹐總石沉大海是沒有下文。不知中策組到底有什麼用﹖看見鍊乙錚在權力中心的邊緣﹐把問題看得通透﹐也只是斷症不能醫﹐好像不能有什麼作為。莫非香港由盛轉衰是歷史中注定﹐還是要看香港人運氣﹐看中央誰來當領導人﹐看誰人會被欽點作特首﹐才能有胸襟和智慧採納練乙錚的諍言。
這個星期在獨媒和基文會花了很多時間討論最低工資的問題﹐除了迫自己思考這個觸動社會神經的問題外﹐還學懂了不少經濟學的基本知識。要思考要記錄下來的已差不多寫完﹐我認為最低工資的問題已經有很明確的答案。剩下來要做的事情﹐只是指出其他人錯誤﹐改正他們在理論上或數字計算上的問題。反對最低工資的人﹐常常引用經濟學理論﹐去證明最低工資會引失業率上升。支持最低工資的人﹐雖然沒有什麼嚴緊的推理﹐但是憑直覺認為最低工資可以幫助窮人。我在尋找最低工資的研究時﹐發現了經濟學人的這份報告﹐可以整合正反雙方的論點﹐原來兩者其實係沒有衡突的。
Quote from The Economist Feb 1st 2001 “Debating the Minimum Wage”
簡單來說﹐最低工資的結果﹐將會是工資上升﹐工時需求下降﹐但就業人數大致不變。經濟理論指出工資上升﹐工作的需求會下降﹐只不過下降的不是工人需求的數目﹐而是工時需求的數目。 換一句話說﹐最低工資逼工人增加工作效率﹐去補償工資上升帶來的開支。不論是最低工資的支持者還是反對者﹐大家圍著就業人數這個數字原地打轉。工作需求除了可以用人頭來計數﹐還可以有其他的計算方法﹐如工時需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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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作者 – 陳馬：書評，影評，動漫，旅行，哲學筆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