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陣子看香港新聞﹐的士司機在搞什麼慢駛遊行﹐抗議白牌客貨車在機場接客。矛頭所指接送乘客往返機場的客貨車﹐在年前我回香港時也有坐過。在先一天打電話預約﹐到時候準時出現在家門前﹐車廂寬敞乾淨但算不上舒適﹐我全家人和女朋友加四件行李也裝得下。駕車的青年服務態度不錯﹐幫手搬行李沒有亂扔還小心地扣好縛在車上﹐臨走還給我們卡片著下次再光顧。最重要的是價錢公道﹐一家人去與坐機鐵相差無幾﹐比起坐的士至少平一半﹐還要前提是一架的士坐得下。怪不得機場的士的生意給搶去了一大半。

今時今日駕的士搵食難撈﹐有些司機要日夜開兩更﹐才夠錢養妻活兒。這些客貨車載客屬於是法律的灰色地帶﹐的士司機見生意被搶自然不服氣。依法抗爭保護財路也是無可厚非。可是用這樣手法保護機場這個肥豬肉地盤﹐也是只治標不治本﹐長遠下去解決不了的士這行業結構性的問題。的士業內人士大多傾向要求政府插手﹐增加壟斷性質的特權以增加利潤。以經濟論理分析是短視的做法﹐亦與香港祟尚自由經濟的核心價值相違。任何違背無形之手的規條﹐最終必定不敵市場力量而慘淡收場。供求定律是放諸四海皆準的真理﹐市民無一不想以較便宜的車資搭車。若以硬性管制手段的限制乘車的供應﹐價格就會高於平衡點之上﹐因而產生極大價格下調的壓力。市場的自我調節機制﹐自然會產生各種合法﹐半合法﹐不合法的途徑去繞過管制。客貨車接客只是其中一環。

說回話來﹐我也很同情各位的士大佬的生活苦況﹐我也有親戚是開的士的。讓我從另外一個角度出發﹐提出一個徹底解決的士業困局的方案。一個的士司機的收入﹐在車資中扣除汽油車租後﹐實在少得可憐。汽油價格是外圍因素﹐政府除了在汽油稅上作出寬減外﹐可以做的不多。車租其實有兩個部份﹐汽車運作要維收保養﹐這些錢安全第一不可以慳。另一部份是的士牌的牌費﹐在香港一個的士牌貴過一層樓﹐最高紀錄是三百萬成交價﹐佔的士司機租車開資的大部份。牌費直達天價的直接原因﹐是因為政府限制發牌數目﹐以至很多人把的士牌當成投資炒賣﹐以至車租一直高企不下。

我提議政府完全取消的士牌的上限﹐司機只要的士考試合乎資格﹐所駕馽的車輛只要安全和外觀上合格就可以開的士。雖然會引入競爭減少車資收入﹐但的士司機在車租上的負擔也相對減輕。經過一段調整期的時間後﹐的士司機的收入就會達至平衡點﹐嫌人工少的人會自動離場﹐留下來的人所得就是市場的合理價格﹐像其他由發牌監管資格的行業一樣﹐由低至電器技工水喉匠開鎖佬﹐到高至醫生律師會計師沒有分別。這個措施對辛勤工作的士司機影響不大﹐有沒有的士牌他們還是照樣開工﹐對乘客方便簡直是德政﹐以公平競爭來降減價格。當價格回復合理水平﹐白牌車的問題也因沒利可途而迎刃而解。對這個建議唯一反對的聲音﹐就是來自的士牌的擁有者﹐屯積的士牌現在見財發水一殼眼淚。當然政府有義務購回的士牌﹐就用當年買出來的價錢購回好了﹐那政府一個錢也沒有多收﹐這些年來就當是持牌人免費借用的士牌﹐他們也沒有道理去反對吧。至於那些不是一手的持牌人﹐以高價從炒家買的士牌回來﹐他們投資的損失政府是不用負責。他們把的士牌視為投資生財工具﹐就應該清楚明白的士牌價格有升有跌﹐任何投資就一定有風險﹐政府沒有道理保證他們一定賺梗。

最近公平咖啡十分流行﹐先是大學內的咖啡店只計售賣公平咖啡﹐大型連鎖星巴克也引入為其形像作宣傳 ﹐連我教會也有義工來賣公平咖啡籌款。跟據公平咖啡的支持者所說﹐雖然公平咖啡比普通咖啡貴些少﹐但可以幫助改善在落後國家中﹐以種植咖啡為生窮人的生 活。他們說我們在一杯咖啡付出金錢﹐最終只有不到十分一到達咖啡農手裏﹐其中的大部份給中間的咖啡貿易商人剝削掉。而咖啡農所得到的收入﹐有時甚至連達到 基本溫飽也有問題。公平咖啡就是要繞過那些中間人﹐直接把咖啡買賣雙方聯系起來﹐保證咖啡農有合理公平的收入。公平咖啡這構思看起來不錯﹐消費者在喝咖啡 之餘又可以作善事。只是有一點我想不明白﹐既然已經減去中間人的利潤﹐為什麼公平咖啡還會比普通咖啡更貴呢﹖

原來公平咖啡的背後的事實真相﹐是絕對不公平的貿易保護主義。傳統的咖啡商人﹐為求增加利潤保護既有市場﹐利用消費者的善良心理﹐去擊打新加入的競 爭者。他們巧立明目﹐成立公平咖啡的評審制度﹐讓消費者誤以為買公平咖啡可以幫助窮人。事實上公平咖啡的標則很簡單﹐就是每磅咖啡豆要以不少於$1.26 美元向咖啡農購入﹐即是大約市價的兩倍。可是標準中沒有指明﹐咖啡農有義務把多出來的收益分給農場的工人﹐我們多付出的錢﹐很有可能沒到達最需要的人手裏﹐只是養肥了地主。

咖啡市價比公平咖啡低這麼多﹐完全是因為經濟學上的供求定律。在九十年代初﹐咖啡的市價曾高至兩美元一磅﹐因而吸引新的投資者入場。隨著巴西和越南 加入咖啡種植市場﹐令咖啡的供應大量增加﹐導致到價格下降至今天六十美仙的水平。憑著先進科技耕作和合適的氣候﹐巴西和越南生產咖啡的成本﹐遠遠比傳統咖 啡產地中南美洲低﹐所以就算在下降後的市場﹐還是有利可圖。反之傳統的咖啡生產商﹐因為不能適應新的市場環境﹐在價格暴跌下就叫苦連天。舉個例子說明﹐收 成一百噸的咖啡﹐在巴西只需要一台機器十個工人兩個星期﹐在南美洲則要一百個工人和一個月的時間。試問傳統咖啡農這讓的工作效率﹐又怎能和新咖啡農競爭呢 ﹖事實上沒有大公司故意壓低咖啡價格﹐公平咖啡支持者口中的無良中間人﹐根本只是他們虛構出來的稻草人。一個天資聰穎的人﹐對比一個天資愚鈍﹐做事自然是 多快好省。若堅持要給兩人同樣的人工﹐就是對工作效率高的那人不公平了。不容許新加入者以低成本減價爭客源﹐就不能算得上是公平貿易了﹐枉公平咖啡還打公平二字作為招牌﹐真是一件很諷刺的事。

有人或會說公平咖啡證明中﹐包含咖啡豆的品質保證﹐所以公平咖啡質素高些。很可惜這也是與事實不乎﹐一般我們喝的咖啡是交貿商品﹐俗稱青咖啡﹐在交 貿市場中已有明確的品質分類﹐品質高的成交價自然會高些。所以公平咖啡的品質不一定比普通咖啡高﹐亦不是沖出來一定較好喝。市面上最貴最好喝的藍山咖啡不 是公平咖啡﹐只是以市價成交易的咖啡﹐但從來也沒有聽說過種藍山咖啡的農民會生活困難。利用固意誤導的手法﹐讓消費者付出更高的價錢﹐購買質素較低的商品﹐就是欺騙的行為。

眼睛雪亮的咖啡愛好者﹐不要再被暪騙了。只許售買公平咖啡而禁止普通咖啡﹐不單不能做善事﹐還對巴西越南的高效率咖啡農﹐和喝咖啡的消費者不公平。 請在容許可以選擇的情況下﹐儘量不要購買不公平的“公平咖啡”。寧可花多點錢喝杯真正的好咖啡﹐用市場訊號去告訴傳統咖啡農該走的方向。他們若不想被淘汰﹐就要保持競爭力﹐最佳辨法就是改為種稙高品質的咖啡了。

新加坡的總理李顯龍﹐在上星期作出一個不尋常的政治決定﹐他在星洲長遠經濟利益為前題下﹐打破了過去四十年的賭禁﹐決定興建賭場以吸引遊客﹐不至落後於東南亞各計劃開賭的國家。在當地的思想保守社會上﹐這個決定引起強烈的反應。有不少反對賭博和教會團體﹐站出來示威抗議開賭會敗壞社會風氣﹐這種和政府對抗的情況在新加坡並不尋常。為此新加坡之父李光耀﹐亦罕有的高調出言為興建賭場議航。那邊廂正為開賭問題鬧得熱哄哄之際﹐在香港這邊亦有議員有樣學樣重提﹐早幾年給否決了的在大嶼山建賭場的建議。可是我認為香港的情況和新加坡不同﹐在新加坡開賭以及其帶來的政治爭論﹐是社會進步的表現。但在香港建賭場﹐先敝開賭博帶來的社會問題不說﹐只不過會成為繼數碼港西九的另一大白象﹐所以在這個議題上我是持反對立場。

我反對興建賭場的理由是出於經濟考慮﹐而非像某些反對賭博的教會團體般﹐只根據傳統去把賭博定為不道德的事﹐不理性的純萃為反對而作出反對。雖然我自已本身也是基督徒﹐但我不認同他們說賭博是罪的觀點﹐畢竟聖經中也沒有說過不可以賭博﹐在約伯記中神也有和魔鬼打賭呢。賭博在今天的現代社會中﹐只不過是眾多娛樂工業的一部份﹐本質上和電視電影樂壇﹐職業球賽﹐電子遊戲﹐主題公園等沒有分別。開賭場本身是一門穩賺的生意﹐賭博是一個純機會率的零和遊戲﹐而賭博的遊戲規則根本是只對賭場有利﹐所以在數學上長遠而言﹐去賭錢是不可能會贏錢的。顧客在賭場花錢是買刺激和開心﹐想去賭場贏錢的人一開始親觀念錯誤了﹐才會產生出變為病態賭徒的問題。當然賭博和其他娛樂一樣﹐若過份迷沉以至荒廢正業也是不好的﹐但是這反對理由不應該只針對賭博﹐用引人沉迷作為賭博是不道德的論據﹐這根本是歪曲事實﹐斬腳趾避沙蟲的駝鳥政策。教育市民正確的賭博觀念﹐認識清楚在賭局中或然率的計算﹐才是決解賭博問題根本之道。

既然對於開賭場沒有道德上的包伏﹐淨下來就只是在商言商地﹐去計算這個投資項目的成本風險﹐以及對香港社會整體的利益了。不論預防措施做得如何充分﹐興建賭場對社區帶來壞影響是不爭的事實﹐除了會導致某些市民直接沉迷賭博外﹐還會間接衍生出和賭業相關的犯罪。但另一方面數據亦指出﹐賭場可以吸引遊客﹐刺激消費帶動區內經濟。簡單而言﹐問題就是在利害兩者的之間﹐社會如何就開賭作出取捨。新加坡是區內第一個計劃興建新式大型賭場的地方﹐在策略上著了先機,加上星洲社會民風本來踏實樸素﹐開賭帶來的壞影響相對地會減少。反觀香港興建賭場的心態是人有我有﹐建成後只會溣為陪襯角色。香港的優勢是在於金融服務行業﹐以及新落成的迪士尼主題公園﹐政府應該把資源集中在強化優勢項目上﹐發展成為區內無可取代的特色。把資源分散在其他項目上﹐是以已之短攻他人之長﹐很難和其地區作直接競爭。

以美國作為例子﹐加洲羅省或佛洲的奧蘭度的旅遊項目﹐是以主題公國為主﹐他們不會茂茂然開賭興建賭場﹐去和拉斯維加斯或大酒洋城等賭城競爭。再者﹐與香港一海之隔的澳門賭業發達﹐是以賭博為主的遊客的首選。香港根本不用興建自己的賭場﹐只要改善港澳兩地之間的交通聯系﹐例如興建連接港澳的大橋﹐又或者取消兩地之間的海關關卡﹐香港自然能夠吸納澳門的遊客和消費﹐而同時不用負出沉重的社會成本。因此雖然新加城興建賭場合情合理﹐但香港不應該盲目跟風去開賭。

在去年香港立法局選舉前﹐身為民主黨的候選人何偉途﹐在大陸以嫖妓罪名給公安拉了送去勞教。他在那麼敏感的時間出事﹐而公安對他作出比一般嫖客重很多的刑罰﹐不是只罰款告誡了事就遺送回港﹐很難不相信中共政府沒有背後插手香港政治﹐以打擊民主派在立法會的地位。初時在沒有資料也沒有的情況﹐民主黨差不多賠上了黨的聲名為他護駕。後來隨著大陸方便公開他的赤祼照片﹐以及他招供嫖妓的悔改書﹐香港大眾也意識到他本人也不是絕對的清白﹐事件也就暫時告一段落。

現他在刑滿出獄回港﹐為了還自己一個清白﹐召開記者招侍會交侍事情經過。他說的版本很自然和公安說的有很大出入﹐事件亦出現羅生門的情況。他解釋為不去區議員職務的理由也算合理﹐公眾是不應該干涉議員的私人生活。他投訴在拘留期間受到不人道對侍﹐想也合乎大陸的實際國情﹐畢竟大陸的監獄不可能和香港的質素相比﹐他有命出來已算是不幸中的大幸。而大眾看見他在獄中淒慘的景況﹐少不免也會給人一兩分同情。他反駁公安砌他生豬肉﹐屈打成招要他寫悔改書﹐招認自己犯了嫖妓的罪名﹐本來市民也有幾分相信﹐尤其是套用在陰謀論之上。可是他在反駁的同時﹐在最重要的環節上卻令人生疑﹐沒辨法解釋夜半時分一名女子在他房間的事實。他不單止沒有呈清公眾最關心的問題﹐就是他到底有沒有嫖妓﹐反而含糊其詞說只是在房中和該女子聊天﹐這就連他僅有的信用也完全輸掉。

其實他可以選擇認有偷情但沒有嫖妓﹐這應該是對他最有利的做法。現在他死口什麼也不認不說﹐還強詞奪理地說一些連三歲小孩也不會信的理由。說夜半三時有女人在房間﹐男女雙方大家光脫脫﹐說沒有事發生也沒有人信吧。認了偷情只是在私人生活上犯小過錯﹐公開做場戲求老婆原諒﹐說不定人氣還會不跌返升。廣大市民早也習慣了公眾人物有婚外情﹐基本上對他的政治生涯沒有任何負面影響﹐還可以倒轉頭說公案故意迫害﹐把合法的偷情硬生生說成了非法的嫖妓。在下一屈立法會選舉中﹐沒有人會記得他私生活的不檢點﹐只會記得他是政治迫害的受害者。

但現在市民關心的不再是他的私人生活﹐而是他到底有沒有個人誠信﹐究竟適不適合去當議員。下一屈選舉中相信不會有很多人投票給他﹐無論他的工作成績如何好﹐畢竟政治客始終要給選民留下一個良好印象。他不懂利用這個機會作最後翻生﹐他的政治生涯應該完蛋了。這個故事教訓我們﹐有錯不要死撐不要怕認﹐只要承認錯誤得有技巧﹐避重就輕地把事情描述成對你有利的方向﹐危險也是可以化為機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