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自然法的理論﹐法律賦與人民的權利﹐是基於每個人屬有的道德權利。但是每個人的道德權利並非與生俱來﹐而是建立在人的自然權利基礎之上。自然權利源於人擁有選擇的能力﹐每個人與生俱來﹐有不受別人強迫作出選擇的自由。任何人行使他的道德權利﹐其實等同於限制別人自由選擇的自然權利。只有每個人有權利某程度上限制其他人的自由﹐才能保障每個人擁有相同的自由。每一個人的道德權利﹐必定有一個相對的道德責任。不過這個不是雙向關係﹐享受別人道德責任的好處﹐並不等同擁有道德權利。

道德權利可以分為兩大類別。一般權利是自然權利的申延﹐每個人有能力自主選擇的人﹐有不受別人干預的自由的權利。特別權利是建立在自願性的特別關係之上﹐例如一個人對另一個人作出承諾﹐那前者就有履行承諾的責任﹐而後者享有以承諾限制前者自由的權利。人民參與社會契約﹐自願放棄一些自由﹐換取享受社會提供的福利﹐人民也是通過特別權利﹐去限制參與者自由﹐要他們遵守社會秩序的權利。最重要的一點﹐每個人的自然權利優先於道德權利﹐除非有合理充分的理由﹐否則以道德權力為名﹐限制他人的自然權力並不合乎道德。

道德權利優先於法律權利﹐當政府立法違反人民的道德權利時﹐人民便有反抗法律的權利。這個公民抗命的權利有兩個層面。薄權利是指人民有權違法﹐但政府仍然在道德上有權以法律懲罰違反法律的人。厚權利力則是指若果人民的道德權利受法例侵蝕﹐政府在道德上沒有懲罰違法人民的權力。注意的是訴諸良知並不等同道德權利﹐所以憑良知行為違反法律的人只有薄權利﹐政府仍然在道德上有權懲罰他們。只有在法例違反人民的道德權利時﹐如禁止言論自由或人身自由時﹐人民才有公民抗命的厚權利﹐沒有遵守不公義法律的道德責任。在厚權利下的公民抗命﹐並不會削弱法律的威嚴﹐因為削弱法律威嚴的是不乎合道德權利的惡法。

Reference:
Are There Any Natural Rights? – H.L.A. Hart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 Ronald Dwokin

歷史中曾經發生不公義的事件﹐如殖民地時代白人移民侵佔土著的土地﹐或者當年八國聯軍搶奪中國文物。當我們說一件歷史事件不公義﹐這其實是一個道德判斷。道德判斷對我們的行為有指引性﹐我們應該防止似類不公義的事件再次發生。對當年不公義事件的受害者作像徵性賠償﹐政府站出來為過去的不公義道歉﹐讓世人不要忘記歷史的教訓。可是有些人認為像徵性的賠償並不足夠﹐應該把歷史撥亂反正﹐要對受害者作出完全足額賠償﹐如白人把土地還給土著﹐侵略國把文物歸還﹐公義才能得到彰顯。可是完全性的賠償有三大問題﹐若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大規模的重新分配只會帶來更多的不公義。

第一個問題是歷史的應然性。物件和土地的擁有權基於歷史性﹐但是現實中沒有時光機﹐不能把回到過去重新開始。若果不公義事件在昨天去年發生﹐我們可以還可以勉強預測歷史原來發展的方向。可是不公義事件在百幾二百年前發生﹐我們根本不可能知道若果沒有發生不公義事件﹐今天歷史的發展方向會是什麼模樣。或許白人不搶奪土著的土地﹐土著也會自願把土地賣給白人﹐又或者土著在賭桌上把土地輸清光。若果中國文物沒有給運到外國﹐清庭可能自己把文物變賣﹐國民黨可能把文物搬到台灣﹐文化大革命也可能把文物破壞了。再者在不公義事件中﹐除了直接的受害者和侵佔者外﹐間接也會影響市場價格﹐那其他相關買賣也會變得不公義。因為歷史有太多偶然性﹐當中涉及太多未知的變數﹐我們根本不知道什麼才是乎合公義的現狀﹐想重新分配也無從入手。大規模的重新分配會致社會混亂﹐在現實在根本不可行。若果可以克服社會混亂的問題﹐為什麼要拘泥歷史的假設﹐不索性採用更好更平等的分配呢。

第二個問題是擁有權的時效性。根據一般法律和道德的觀念﹐擁有權並非永遠擁有﹐刑事和民事訟訴有追朔期限﹐產權也有逆權侵佔的限制。若果不公義事件發生的年代久遠﹐物件幾經轉手原主人已難以追尋﹐物件的擁有權便屬於持有人。擁有權是建立在擁有人與物件的互動關係之上﹐而非一個恆久不變的外在關係件。一個人對物件最初的擁有權﹐是建立在個人對物件的使用﹐將物件變為個人生命計劃的一部份。當個人失去物件後﹐物件在個人生命中的地位﹐會隨著時間減弱。而同一時間該物件在新擁有人生命中的地位漸漸增加。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後﹐原主人會完全失去物件的擁有權﹐擁有權便轉移到新的持有人手上。

第三個問題是擁有權會因為環境轉變而失效。一個人對物件有最初擁有權﹐是基於沒有其他人擁有這件物件﹐而把物件私有化並不會影響他人。可是隨著環境的轉變﹐不再乎合最初擁有權的條件﹐那擁有權隨之亦會失效。例如在某村落中有很多井﹐個人可以擁有某口井的權利﹐禁止其他人在他的井中取水。但當環境轉變﹐村落的井受到污染不能飲用﹐只餘下一口可以使用的井。這時候該井的擁有人﹐並沒有權利禁止他人取水﹐或以天價賣水謀取暴利﹐換一句話說他喪失那口井的擁有權。在土著土地的例子﹐在幾百年前有大量荒野土地﹐在不影響他人的條件下﹐所以土著擁有那片土地。可以現代人口膨脹﹐土地供不應求﹐土著喪失土地的擁有權﹐要把土地拿出來和移民分享。先到先得決定擁有權帶有隨機性﹐亦無視其他人的需要﹐所以不付合公義的原則。

Reference:
Superseding Historic Injustice – Jeremy Waldron

John Rawls在他的公義論中﹐提出公義的原則是公平。理性的人在無知之幕下﹐會選擇公平的財富分配方法﹐在保障個人自由的大前題下﹐財富應該要盡量平均分配。Robert Zoick則提出一個截然不同公義理論﹐他認為公義應該要有歷史性﹐不應該以財富的分佈作衡量是否公義的標準。以財富分佈去決定是否公義的說法有盲點﹐因為財富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不屬於任何人擁有等著政府去分配。財富從創造出來的那一刻﹐便己經屬於創造者所擁有﹐政府不能隨意重新分配財富。他的公義理論是擁有權理論﹐主要有三大原則﹕

1. 每個人可以擁有他從合法和公義途徑得來的財富。
2. 每個人也有權從合法和公義的途徑自由轉讓財富。
3. 從不公義途徑得來的財富並不屬於掛有人﹐歷史上的不公義必須要修正。

根據擁有權理論的公義原則﹐若果從一個公義的財富分佈﹐經過自由轉讓產生新的財富分佈﹐必定同樣乎合公義。如果要把財富分佈維持某個特定的分佈﹐政府必須對財富進行重新分配﹐這就侵犯了個人對財富的擁有權﹐亦侵犯了個人選擇的自由。Zoick不反對政府徵稅用來負擔公共開支﹐但他反對徵稅用作劫富濟貧的財富轉移。向一個人的勞動成果抽稅﹐與強迫一個勞動沒有分別。若果政府不能強迫人民義務勞動﹐把勞動成果轉移給有需要的人﹐那政府同樣不應抽稅強奪勞動成果﹐用來轉移給有需要的人。每個人有選擇額外工作或休閒的自由﹐若果政府只對工作的人抽稅﹐但沒有抽取休閒的人的時間﹐那便是不尊重人民的自由。若政府可以強迫人民勞動或強奪人民勞動的成果﹐便違背自由主義每個人擁對身體主權的原則﹐讓人異化達到其他目的工具﹐正正犯了自由主義批評功用主義的毛病。

Rawls認為每個人與生俱來的天賦材能和承繼的財富有異﹐而這些因素帶有隨機性﹐好運氣的人不應獲得更多的財富﹐所以財富要盡可能地均分才是公平。Zoick用擁有論的公義原則回應﹐指出父母有權自由轉讓財富給子女﹐因此子女承繼的財富合乎公義原則。其次是天賦材能與財富分佈沒有直接因果關係.財富份佈與利他服務有必然關係﹐只是天賦材能恰好與利他服務有相互關係。事實上任何財富分佈也有隨機性﹐包括均分的財富分佈﹐所以均分財富不能解決隨機性的問題。當然Rawls可以說均分財富是公義﹐所以不容許人憑天賦獲得額多的財富﹐要均分財富才公平﹐不過這一來就犯了乞求論點的謬誤了。最重要是跟據擁有權理論的公義原則﹐若某人擁有一樣東西﹐而他取得這東西的途徑沒有侵犯別人的擁有樣﹐他就可以公義的擁有這東西﹐他那可以擁有從這東西生產出來的財富。竟然人擁有的天賦材能沒有侵犯其他的擁有權﹐順理成章地人應該擁有從他材能生產出的財富。

雖然Zoick原則上反對以財產的分佈決定是否公義﹐但他指出歷史遺留很多不公義的包伏﹐足以作為在現在制度上重新分配財產的理據。所有重新分配也是過渡性質﹐當修正歷史上的不公義後﹐盲目追求均分並不合乎公義原則。

Reference:
Distributive Justince – Robert Nozick

西方現代民主制度強調個人自主﹐反對家長式統治﹐政府必需要尊重民眾的選擇。政府應該是價值中立﹐選民透過民主程序﹐決定政府的施政方向。民主選舉是一個討價還價的過程﹐選民憑著手上的選票﹐去選出乎合自己意願和照顧自己利益的政府。可是這樣的民主制度並不完善﹐尊重選民的意願並不等於照顧他們的利益。

首先很多情況下選民的意願﹐很大程度受政府政策影響。若果政策影響人民意願﹐人民意願又全過來決定政策﹐那人民何來自主的權利呢。其次人民的意願並不是一成不變﹐滿足了人民今天的意願﹐不等於能夠滿充他們明天的意願。民眾甚至可以不滿意昨天作出的選擇﹐儘管現狀是昨天選擇的必然的結果。有時候人民所作出的選擇並不真正的意願﹐特別是在資訊不足的情況下所作的決定。人民的意願會也受到環境的影響﹐如酸葡萄心態或困難時降低要求。民主制度守護的是人民自主﹐所以在某些情況下﹐政府有需要凌駕人民的意願﹐以保障人民的福利和自主性。

政府在三個情況下﹐政策應該凌駕人民的個人意願。第一個情況是集體意願的決定﹐人民的高階意願不乎合人民的低階意願。高階意願是指對自己意願的意願﹐例如人民的意願是要社會更加環保﹐但不願意獨自承擔環保的額外開支﹐這時候就需要政府介入﹐以立法手段去改變人民的低階意願。第二個情況是人民在不公義的背景下作出的選擇﹐有時候他們會選擇接默默受了不公義的現狀﹐認為那是自身或際遇的問題。第三個情況是人民的選擇﹐將會嚴重影響自身福利﹐以及鎖死自己在未來的選擇。這包括所有會上癮的行為如食煙吸毒賭錢﹐因此政府為人民福利著想﹐應該防止人民對作出對自己有害的選擇。

在現行民主制度中﹐選民以不記名投票的方式去作出選擇﹐政府根據選民表達的意願﹐去制定政策和決定﹐可是不記名投票的選舉制度本身也有問題。選民表達的意願很多時候不能反影他們真正的意願﹐他們防止最壞選擇出現會進行策略性投﹐把選票投給不是最好但可以接受的選擇。民主選舉是假設人民能夠透過選票去整合社會中不同的利益﹐但當每個選民以自己利益作出選擇時﹐他們基於自私的選擇卻不一定對社會有益處。除了以不記名投票的方式外﹐民主還能以公開討論的實行。人民透過理性討論達成共識﹐正如古代希臘城邦的民主一樣。公開討論的好處﹐是人民不單要考慮自己的利益﹐還要考慮社會整體的利益﹐才能說服別人支持自己的決定。公開討論以理性和大眾福利為基礎﹐藉此可以培養人民的理性和同理心。

雖然公開討論看似比投票制度優勝﹐但是本身也不是沒有問題。投票才不過每幾年一次花﹐人民的投票率也偏低。公開討論比投票更花時間﹐並不是每個市民也願意或能夠付出這樣多的時間﹐最終民意共識可能會被少數人騎劫。其次是共識可膩根本不存在﹐理性討論並不能夠解決價值觀取向的不同。在公開討論中某些人可能有隱藏議題﹐他們以公眾利益為名個人利益為實。公開討論得出共識並不一定是最好﹐可能發生集體盲目的羊群效益。由於公開討論參與者的身份是公開﹐有些人會因為其他人的壓力而選擇妥協﹐所以公開討論不能保障所有人的自主意願。

Reference:
Perference and Politics – Cass Sunstein
The Market and the Forum – Jon Elster